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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转载】中国传统医学，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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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帖子发布于5年零123天前，其中的信息可能已发生改变或有所发展。

偶然在新浪微博发现此文章，搬过来请老师们‘欣赏’一下。（原稿为英文，投稿《自然杂志》，该杂志仅采纳了文章的核心思想，以通信的形式发表主要观点。自然杂志审稿理由，认为该文的读者应为中国读者，不宜全文发表。为使我国大众分享此文，作者决定翻译成中文。本文由复旦大学研究生王丽杰翻译；上海医药临床中心朱姝，郝旖旎，朱凤校正；交通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胡庆澧教授审校。作者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许俊才（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夏志洁（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中医的未来何去何从？只有把中医学置于一个所有医学专家都能理解的国际视角内，并运用科学数据来支撑中医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才能使其融入21世纪的全球医疗保健系统之中。

中国是全球唯一在其医疗保健体系中中医与现代医学共存的国家。在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这种体系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一方面，中国医学必须接受循证医学并迈向现代创新；而另一方面，保护传统智慧结晶，延续中华传统文化的诉求也日益高涨。为实现传统中医现代化的期望，中国ZF已经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然而，却事与愿违。中医从业人员的数量的日益萎缩，中医的质量保证也面临严重压力。一个多世纪以来，诸如“传统中医是不是科学，能被废弃吗？” “中医必须现代化，但是如何进行现代化？”等等问题，至今没有很好的答案。

中医发展概况《黄帝内经》是最早论述传统中医学的典籍，时间大概可追溯到公元前300至100年。汉朝时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开始编写首部中医专著。早在公元前3500年，隐居山林的萨满部落和圣人就使用了所谓的“长寿的方法”，这种养生法包括：常食用含中草药和其它植物成分的食物；练习功夫；掌握被认为能够增强活力和延长寿命的特殊呼吸技巧。汉朝之后，再一个中医的伟大时代是公元608-906年唐朝皇帝统治的朝代。公元629年，唐朝第一代皇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医学院。宋朝和明朝也相继建立了医学院。医学课程和资格考试不断实现标准化，传统中草药方也得以记载下来，并收录至百科全书之中。几千年以来，传统中医思想和实践几乎一成不变。清朝时期中医学开始面临挑战，尤其是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西医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西方模式医学院在上海和其他大城市一一建立，西医在疾病治疗中开始占有一席之地。1929年，一批学习过西医的中国医生向ZF上书，请求废除传统中医学，最后遭到ZF拒绝。直至1933年，国民ZF任命中国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对传统中国医疗体制进行系统化改革。然而，中国在1930年至1950年经历的长期战争（1937-1945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1949年的内战），破坏了大部分医疗体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美国、英国等西方联盟国家开始对中国采取全方位制裁，医药物资被禁运，新中国的医疗卫生系统举步维艰， 6亿人口中，只有不到3万人的西医和50万人的中医从业者提供医疗服务。毛泽东主席，面对当时的困境，为克服医务人员数量的严重不足，抵制西方列强的禁运，对中医学进行系统化改革，1950-1960时代，一方面中国的所谓西医教育基本照搬前苏联的模式，另一方面毛主席首次倡导“将中药治疗和西医治疗结合起来”，也就是“中西结合”。同时，为满足国家的全民保健服务，19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更是鼓励“赤脚医生”，提升传统中医从业者的地位。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医疗卫生体制遭到严重破坏，几乎所有医学院校被迫关闭，医学教育停滞，很多医生也离开医院，被下放到农村劳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于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20世纪70年代后期，现代医学教育逐渐复苏。自此，现代卫生保健系统开始正常运转。

中医不同于现代医学吗？

在中国人眼中，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瑰宝，是不同于现代医学的独特的系统。由于过去中西方国家之间没有良好的科学交流方式，传统中医学对西方人来说也是谜一样的医疗体系。事实上，从历史角度看，不同民族的人类社会都有其解释生老病死的医学信仰。大约600年前，人类社会处于封建社会，限于历史条件，特别科学技术发展处于极低水平，加之交通和语言的不畅，中西方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医学交流。非常有趣的是，在古代中国、印度、古希腊等大多数国度中，其古代医学背后隐含的哲学思想几乎是一致的，都认为疾病是由于恶灵侵入身体所造成。纵观漫长的人类历史，那时候的医学都把人患疾病归因于巫术、魔鬼、不利的星体影响、上帝（或神）的旨意；在缺乏医学科学的时代，“医者”经常试着利用魔法来治疗病人，因而古代各民族“医学”都出现包括诵经、咒语、驱魔仪式舞蹈，有时候为了使臆想的“恶灵”从人体里离开，巫医会让病人服用一些有可怕气味的药方，让“恶灵”感到恶心而离开人体。中国的传统医生归纳之为：“以毒攻毒”。这些不科学的医学思想如今在许多落后的国家，如非洲一些国家，仍占有一席之地，尽管随着医学科学的兴起，许多领域已经用科学改变和替代了神秘主义，但一些地方仍旧运用信仰疗法来治疗疾病。即使在中国，农村落后地区仍然有许多迷信的治病行为，如念经，烧香，拜佛。

归纳现代世界的医学发展历史，其经历过三大历史时期：

1. 史前医学时期

希腊是现代西方医学的第一故乡，那时，医生不再依赖迷信，转而依赖对病因的理性好奇。像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阿.卡门（ALcaemon）以及其他早期学者的作品中，都反映了生理、外科和医学实践上的丰富知识。希腊人影响且改变了人们对疾病和治疗的认识，以及对医生、健康生活甚至一般医学的态度。

2.文艺复兴时期各国的医学发展

9世纪由Ammaribn Ali al-Mawsili在伊拉克发明的注射器、巴格达在公元754年出现首个药店；12世纪，穆斯林医学中开始把医学与药学的区分，在药学方面，已发现总结两千多种药物和化学物质。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对解剖和身体检查等领域实验研究的深化，人们对人体解剖学的认识有了较大提高。医学从经验或教堂转移到各种欧洲兴建的实验室里。1676年，荷兰人列文虎克用显微镜首次发现细菌和微生物，创立了科学微生物学领域。17世纪，描述大脑和其它器官解剖学的比利时人维萨留斯开启了现代神经学的发展。随后的岁月，穆斯林医生提出的医学创新包括免疫系统的发现、微生物的发现、动物试验的运用、医学与其他科学的结合（包括农业学、植物学、化学和药理学），整个世界的医学取得飞速发展。然而，17世纪末，中国的中医药进入相对衰落时期。统治者鼓励医学回归经典著作，反对新思想，皇室医馆的教育退化至在图书馆里背诵经典典籍，医学界对新理论和新发现关注颇少，公共卫生系统混乱不堪，没有标准化程序确保医药质量控制，甚至一些从医者从未接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

3.现代医学黄金发展时期

19世纪，现代医学开始发生变革，化学、实验室技术以及实验设备都有了很大提高，旧的传染病流行病学概念也被细菌学和病毒学取而代之。进入20世纪，医学研究中科学方法的应用带来重要成果，药理学和手术学发展飞速。20世纪现代遗传学的诞生，加速了生理学、病理学和微生物学等所有医学科学领域的研究。从全球视角来看现代医学的历史，中医学本应被看作人类传统医学的重要遗产。但是，当代社会中，中国许多人认为中医学代表的是民族的精华，它是中国特有的医疗体系，它区别于西医和其它现代发展医学。目前，中国大多人把西医专门是指生物医学或者对外来的现代抗病医学。本文作者认为，如今的中医学被中国人过分夸大了其现代医疗价值。我们要知道，随着全球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它古老传统医学仅保留了极少的有用部分，它们面对科学更新的发展，勇于摈弃大部分无效或不科学的部分，这是科学的社会发展观，也是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面对现代医学的发展，为何中医不能自我评估？科学地剖析整个中医体系？我们有没勇气剔除其糟粕？本文作者建议，放弃使用中医概念，我们应该有勇气使用中国的现代医学。中国现代医学是对当前主导医学的最好表达术语。科学就是科学，没有国界之分，我们不能将东西方科学对立起来。所以，在亚洲（如中国和印度）和非洲国家的一些地区，没有必要把西医与本国的传统医学分离开来。现代医学不仅仅源自西方国家，而是来自于全人类（从世界医学史我们就可以看出）。所以，我们最好停止使用“西医”，“中医”这两个术语，医生已在现代医学中称为通用的职称，统一的医师资格是我们规范医学发展的基础，不能因为发展中医，而降低中国医生的质量。

当前中国卫生系统中的中医学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卫生保健系统中，将现代医学、传统中医学和少数民族医学（如：蒙古医药、西藏西药）结合在一起实践的国家。中国的卫生保健系统以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三级预防体系为基础，具体包括医院、卫生服务中心和诊所。一般来说，医院具备最好的设备和资源，卫生服务中心则提供大部分的健康服务，特别是针对常见疾病、慢性疾病和轻微健康疾病的诊疗。响应毛泽东主席的中西医结合理论的号召，以中医学自身特点，中国的医院可分为：1）中医医院；2）中西结合医院；3）综合医院。当前，尽管综合医院的中医科门诊量仅占总数的8%，但约有90%的综合医院都设有中医科。在中西医结合医院，既提供中医也提供西医诊疗，与中医相关的治疗占所有治疗的40%-45%左右。所有以中医院命名的大型三级医院中，都配有现代临床实验室和现代机器设备，如：X线、CT、MRI等等。中医院里，除了使用听诊器和生物医学诊断外，如针对肝、胃、肾、乳腺癌等多种不同疾病的现代医学外科手术，也是比较常见的治疗手段。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现代医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49年全国只有541,240名卫生人才，其中有资质的医生有314,000名（只有不到3万人的西医）；而到2010年，卫生人才的数量达到8,207,502名，其中有资质的医生为2,413,259名。但是，中医从业者的比重却从1912年共和国早期的80万人，逐渐减少到1949年的50万人。如今，坚持下来的中医从业者仅有30万人，而其中坚持实行传统中医理念的可能还不到3万。为促进中医学的发展和中医药现代化，1986年12月中国ZF成立一个特殊机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SATCM），这个独特的组织隶属于卫生部，它管理着包括立法、监管、医院行政政策、药品监控、国际经济学术合作在内的整个中医管理系统。由于中药使用的材料通常是一种不同于现代化学药物的混合草药，所以在审批中医药时，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采用不同的中药审批程序进行审查批准。这样中国的药品批准出现了特殊的现象：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中医面临的主要挑战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这句莎士比亚著作中哈姆雷特的话是对当前中医学发展现状的最好评论。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对中医药也作出如下的评论：“我感到孤独，越来越少60岁以下的人能够像我一样坚持中医的传统，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则提出对中医进行现代化。”

中国传统医学之所以陷入发展困境，它面临着如下挑战。

1. 中国传统医学具有临床有效性吗？

中医是否有效是一个太大的命题，我们最好是能够将这个大问题分解成不同的小问题。整体来说，中医治疗包括这样一些方法：1.中草药治疗，2.针灸，3.饮食疗法，4.推拿，5.拔火罐，6.刮痧疗法，等等。第3，4，5，6种方法，不需要特别的教育理论，也不涉及复杂的技能，普通人有些生活经验，加之专业人员的指导，病人就可以自我医疗实践，这些措施国外称之为替代疗法，可以帮助一些病人缓解不适症状，绝对不是针对疾病治疗，因此医学上不能用于特殊疾病的标准化治疗，可以作为辅助治疗。过去，大部分的中医学研究集中在针灸方面。尽管世界卫生组织的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医学协会不认同针灸的标准和循证解释，但经过研究，通常认为针灸是相对安全。可是，针灸的有效性在科学界仍然存在争议。因而，对针灸疗法的进一步的研究极其必要。1997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大会对针灸做出如下的评价：针灸疗法取得了前瞻性效果，比如它对成人术后、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及牙科术后疼痛是有效的。还有对于成瘾、中风康复、头疼、痛经、网球肘、纤维肌痛、肌筋膜疼痛、骨关节炎、腰痛、腕管综合症和哮喘等病症来说，针灸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辅助治疗，或可接受的替代疗法，或纳入综合治疗方法中。但是，在2008年Singh 和 Ernst两位科学家回顾针灸相关论文后，得到的结论为经络的概念并没有科学的依据，也没有高质量的证据能够证明针灸的有效性超过安慰剂。他们发现早期的针灸临床试验缺乏合适的对照，他们引用了最近几次的试验，发现在缓解疼痛上，几种假的或非传统的针灸治疗（使用非传统穴位和可伸缩针）与传统针灸一样有效。与针灸疗法相比，研究更多的中草药则有着更大的争议。历史上，中草药生产销售不要求进行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所有的商业公司都辩称有很多原因导致很难进行中药研究，如个性化治疗、没有对照组等。另外，在专利保护获取上，中药产品无法像化学新合成药物那样容易获取，因而无厂家会以高成本来进行中草药临床试验。所以过去，极少有高质量的临床研究结果支持中药的疗效。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讨论科学性，草药生产厂说不能作高质量临床，而在推广产品时，许多商业公司为了销售他们的产品，赞助了许多不规范的所谓的临床试验，以至于近年来报道了很多这些获赞助草药制剂临床试验的阳性结果。Vickers A, Goyal N 等科学家发现，有些国家专门发表阳性结果，特别是发表的中国临床试验几乎从未报告等效或劣效于对照组的研究报告。上海药物研究所国家药物筛选中心主任，王明伟博士说：“过去大多数的中药研究质量较低，只有在中国医学期刊上发表文章，缺乏恰当的同行评议过程。”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中国人所相信中草药有效且安全的事实，大多属于经验性质，并没有被相关的随机对照试验数据给予验证。有许多人可能辩称，某些药物化合物已经从中草药中分离出来。比如，中国青蒿中发现的青蒿素用以治疗疟疾。事实上，从青蒿中提取的青蒿素是中国科学家从200多种中草药中选取出的众多用于治疗发热的物质中的一种。基于青蒿素的物理特征，我们认为青蒿的传统用法——在沸水中煮，然后让病人喝下汤药，在治疗疟疾上并没有任何效果，因为青蒿素在高温沸水中是不稳定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前治疗疟疾的成功率极低，疟疾成为热带地区的主要致死疾病，直到引进硫酸奎宁药有效治疗，并使用预防的方法（如杀死蚊子、使用蚊帐等）才良好地控制了疟疾。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青蒿素的案例是中国现代制药成功的典型案例，但不能以此来论证中医药的有效性。现代医学要求任何治疗疾病的方法，其机制及其成分必须要有科学数据所证实。事实上，青蒿素的发现反而证明中医药的传统熬中药治疗方式可能是无效的。面对中医从业者与现代医生之间的争议，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估现代中医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为解决这种分歧状态，发展中医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2007年12月发布了一个指导所有中医研究的中医临床研究规范（中医药GCP）指南 [注：本文作者认为2003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国临床研究规范（中国GCP）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有两个GCP。]。同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单独建立了批准中医药的特殊审批系统，结果导致一种奇怪的医药混乱现象产生：当人们在担心中医学消失的时候，近20年来通过这个特殊的监管组织，中国有着数以千计的中药制剂被批准。我们思考一下，既然是传统中药，为什么我们突然有了这么多的新中药制剂，美其名也，中西结合，满足中国民众对中药市场的需求，结果是中国药品监管机构的批准几乎流于一种形式，只要打着中药创新的旗号，我们就可以有各种新中药，中药大输液，可算是医学界的一个奇葩的创举。

2. 中国传统医学安全吗？
大多外行人相信自然之物是安全的，特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医药是自然的东西，所以是安全的。但是，在科学领域中，巴拉塞尔士（Paracelsus）说过：“剂量决定毒性”。实际上，中医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有以毒攻毒的概念，潜在的毒素和致癌化合物（如三氧化二砷和朱砂）有时作为处方中的一部分，未经加工的草药有时掺杂有药效的化学物质。目前，发现有些中药处方的药物因为含有毒素成分，而被一些西方国家所禁止。例如：2004年7月，一种名为复方芦荟胶囊的药物，因被发现含有11%-13%的汞而在英国下架。200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由于中药麻黄对消费者存在不合理的风险而将其制剂在美禁售。2008年10月6日，我国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到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报告，该省6例患者输注2个批次的刺五加注射液后发生严重不良反应，最终6人中3人死亡。之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便暂停了该药的使用。总之在大规模生产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我们对中药的使用必须严格监管。中医药品安全问题促使中国不断改进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

3. 中药市场的“蓬勃发展”是一件好事吗？

当一些中医医务人员在担心中医的未来发展时，中医商业市场在监管松懈的条件下迅速发展，可以说达到空前的繁荣。20世纪90年代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许多退休的人员（有些根本不是退休医生）穿着白大褂，坐在中药馆的桌子前面，为路人提供免费检查和健康咨询。其中一些人在病人的头上或是手掌上，扎一个通电的针灸，观察病人对轻微电击的反应，然后判断出是颈部问题、脊柱问题、心脏问题、气不足、消化不良或是脾胃的问题等等，诊断之后，面对他们发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药店内售卖的处方来解决。在街上，我们还看到气功大师表演魔术治病，售卖他们发过所谓功的瓶装气水，并告诉路人们，只要喝含功气的水即刻能恢复病人的元气，祛病强身。由于ZF人力有限，面对类似的诊疗行为，缺乏严格的审查制度，所以许多无知病人都遭到欺骗。中国市场上质量差和假冒伪劣的中草药严重威胁着广大患者的生命，其中臭名昭著的一个例子就是胡万林事件。胡万林多年的“治疗”造成至少146位患者死亡。他所采用的草药制剂治疗法，被检测草药制剂含有大剂量使用时有毒的硫酸钠。他还利用了传统的气功，据称医者从他们的身体发出气，不需要身体接触也能产生疗效。1999年1月18日，胡万林被捕，并于2000年10月1日以非法行医罪加以定罪，因非法行医罪获刑15年。胡万林的审判直接促使中国在2001年实行医师资格准入制度。然而，极为讽刺的是2011年，胡万林减刑两年出狱后，仍以“神医”面目出现，创出“独家良方”——“五味汤”， 2013年8月31日再致1名23岁的河南青年大学生死亡。

4. 中医学教育制度合理吗？

从历史上看，传统中医知识和技能通过家族血统得以传承，并且是只传儿子不传女儿。如果一个中医没有儿子，他会招收男学生通过师承关系传承，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我们所看到的中医都是男性。这并非科学的教育系统，而更像是技能和经验的传递。20世纪50年代，在毛泽东主席倡导下，中国已经开始了中西医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到现在为止，共有7所中医大学和16所中医学院。一般来说，无论是中医科大学、中医学院还是药学院，中医从业人员所接受的教育与西医有着同样的标准、招生条件和学习年制。在中医大学或学院接受教育的学生，从学士、硕士到博士一般要花3-8年的时间。除了传统中医理论和方法论，像医学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类似的西方医学科学，也包括在传统中医学的基本课程之中。1959年，传统中医课程在要求中医和西医学习的时间比例上，不少于7:3，但现在中医培养更加西化，中西医课程比例达到6:4，甚至是5:5，因而中医对中医教学质量以及能否在局限的时间内教授足够的中医知识和实践技能表示堪忧。同时中国的现代医科大学和医学院的所有医学生都要接受传统中医学教育。所有西医大学的中医课程约占总课程时间的10%-15%。目前，中医教育、教学人员既包括现代医学专业人员，也包括传统中医从业人员。一些主要的中医经典课程正在被西方生物医学体系所取代，中医西化的培养模式成为常态。结果就是，许多中医博士甚至不熟悉《黄帝内经》里的知识技能。正如邓铁涛教授所说：“为了纳入更多西方医学科目，中医教学课程已经做了广泛修正。因此，中医学基本原理的教学逐渐弱化，导致许多中医学生对中医疗效失去了信心。”近年来，大多数专家对中医大学和中医学院不达标的教育质量表示堪忧，这些中医学校以综合的名义开设了中西医混合课程并招生，但其所培养的医学生既不接受现代医学标准，也不接受传统医学标准。丁邦晗这样评价中医教育：中医大学/学院的学生可能只记得传统老中医教科书上的一些处方内容，和一些现代临床实验室结果。他们可能理解中西医的部分知识，但是无法单独用中医学或西医学来治疗病人。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状况也不容乐观，他们无法独自进行中医治疗，科研工作也只是模仿西医研究，缺乏实践与创新价值。目前的中国，传统中医教育步入困境：无法吸引出色的老师和学生。

中医,未来何去何从？

倡导取消中医的企图在中国一直引起不少争议，但是，从未成功过。20世纪90年代，中医教育和实践的深度出现较大滑坡，各方意见严重分化，产生诸多内部争议。为此，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尝试形成统一认识。与此同时，为了传承中国传统医学的独特性，相关学者和行政官员也诉求于ZF领导人要求采取措施保护和调整中医的未来发展路径和方向。生存还是毁灭”？的争议一直持续着。
作者认为，中国的医学不是以简单的路径去发展，不能对中医以独特的方式去发展，要有科学的前瞻性发展。发展中医学，实际就是发展中国的医学。因此我们可以尊重现代医学发展规律，至少来开展下列工作：

1. 严格执行国际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ICH-GCP）改善中国医学研究的质量（包括中医），提高了中国的医学科学研究，实际就发展了中医。

现代科学的历史只有近300年，目前人们对中医理论及其所有有关概念，存在激烈的争议。在历史传承下，中医从业人员把这些理论和概念当作圣经来接受，他们不想用现代科学准则来检验传统中医学，因为他们相信传统中医区别于现代医学。另一方面，部分掌握现代医学的医生也不相信中医学，甚至有些试图阻止中医在国内实施。为解决这一争议，迫切需要进行更多随机对照试验以论证中医标准化治疗系统的有效性，在实施这种中医研究时，我们所有的学者，不论是中医或西医，必须遵守国际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准则。首先，证实中医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是非常重要的。由于阴、阳、气、血、经络和六淫（六种致病外因）仍不能通过科学认证或检测、五脏六腑的不同功能机制尚不明确、传统中医诊断工具较抽象、中医的临床结果相比于现代医学来说记录较少，所有这些原因使人们相信中医可能包含无用的东西。因而，未来中国需要有勇气接受对中医的全面评估，避免不科学因素的存在。其次，以标准化临床记录为依据，在关键或未得到满足的医疗需求领域，建立评估中草药的临床试验方案。在检查病人的临床状况和治疗结果方面，我们有必要探索更客观的评估参数。此外，在进行任何研究之前，需要仔细核对中医从业者的从业资格。并且，所有的临床记录、研究人员资格及其研究结果都要进行第三方稽查。第三，设计试验去辨别出一些常用中草药中所含的生物化学成分，因而更好地理解、发展和提高传统中医治疗方法。最后，中医普遍被认为对免疫系统有增强作用，对慢性疾病或原因不明的疾病更有效。这些认识有偏差，我们有必要在这些疾病的治疗过程中，研究中医起作用的机制，规范用药的准则，特别要排除是否是安慰剂的作用。

2. 加强中医市场监管迫在眉睫

中医药管理局统计, 2010年我国中药产业总产值已达到3172亿元，根据《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预测，“十二五”期间中药工业将保持年均12%以上速度的增长，预计到2015年总产值超过5590亿元。据报道，中医每年门诊量接近13亿人次，占中国门诊总量的三分之一。纵观历史，由于中医在评估和监管上的困难，传统中医面临诸多艰巨的挑战，比如：中草药掺入化学药物、草本药物质量难控制、中医诊疗水平差，甚至许多中医没有执业资格。农村的卫生设施和专业人士的匮乏，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农村几乎没有具备行医资格的中医专家，但中药的使用比重极大。面对这一系列挑战，加强市场监管极其重要。国际经验清楚地表明，医疗保健行业的监管只有在市场所有不同方面，包括1）药品研究与开发——ICH GCP；2）原材料生产——GAP；3) 药品生产过程——GMP；4) 药品的销售和分销——GSP; 5) 中医医生资格认定，6）国家医疗行为监督管理；6个方面都同时采取监督管理行动时才能发挥真正的市场监管作用。不然，中国的中医药市场体系永远是难于发展和进步。实际上，当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的体系，欧盟草药产品的监管框架，都可以作为我国提高保证中药质量的学习范例。我们可以借鉴2011年欧盟实施的关于草药产品管理法案，来管理中国的中药制剂。比如：致力于编写中医专著并有验证精神（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实际就是有修订改正的作用）；制定出所有中医用法规范；保证中国中医师注册系统的良好运作。对从业人员强化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对合格者，可以在当地卫生机构注册并且获得标明其专业领域的资格证书（如针灸或中医或推拿）。严格控制从业人员按自身所攻的专业进行行医以及在注册地区进行诊疗活动，不能有游医现象。

3. 要建立中、西医研究的同行评议制度

同行评议是指利用若干同行（即有资格的人）的知识和智慧，按照一定的评议准则，对相关领域进行评估的过程。该方法的目的是维持标准、提高作用以及提供可信度。然而，由于中国对科学研究并没有有效的同行评议制度，从而导致中医，西医在很长时间内沟通不畅。美国加州大学的Mu-ming Poo教授，在分析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飞速，但科学产出几乎没有的原因时说：在中国，关键性的科学交流是很少的，尤其是在公共场合。过度的虔诚礼貌有利于维持中国儒家的传统家庭秩序，但是非常不利于研究机构的科研工作。这和中国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思想是从中国的哲学大师孔子的教学中，提炼出来的中国伦理和哲学体系，内容丰富，涉及到道德、社会、政治、哲学和宗教等多种思想，影响深远广泛。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很少会在公共场合互相批评，学生从不质疑老师的话。普通人也是无条件听从于皇帝，例如《黄帝内经》在人们看来不容置疑。医学研究和治疗指南需要有证可循，可以百家争鸣，经过交流，在同一个领域中医和西医应可以共定准则，只有一致达成的标准下我们的医学治疗才会发展。目前，不能交流沟通，各自互不尊重，中医骂西医不懂，西医说中医不科学，都是二维思维，一方想战胜另一方，ZF作为和事佬，结果允许两个系统的存在：中医有自己的标准而西医是另一种标准，两者不相容，对医疗市场发展极为不利，监管无法统一，同时在发展中有违科学探索精神。中医不是我们如何保护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提高的问题。没有发展的中医，不会有前途。只有当中国现代医生与中医从业者能够互相理解，国内统一了可以推广的标准，我们才有自信去说服国外医生在全世界范围使用中医。也只有当中医进入一个世界性的医学体系，能够被全世界医学专家理解，并且有科学数据支撑它的疗效和安全性，才能在21世纪融入全球医疗卫生体系中，服务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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